对话梁松曾:曾带队从越南炮舰手中夺回丢失浮标

浏览次数:154 时间:2018-07-05

  科学基础对于南海主权到底有多重要

  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齐岳峰  特约撰稿徐志良/广州  北京报道

  广州的盛夏炙热无比。

  没有外出的时候,这位叫做梁松的老者都会呆在女儿家里。

  长达14年的时间里,梁松曾执掌中国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。在广州市新港中路353号的大院里,他留下了太多过往的回忆。

  那是中国刚刚认识南海的艰难时代。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南海海洋人都充满传奇,更不要说作为第五任南海分局局长的梁松。

  比如1987年5月开始那次持续的航程,乘坐当时中国远洋科考船中唯一“能够拿得出手”的“向阳红五号”,在梁松等人的科学考察之后,发生了那场至今仍被人们奉为传奇的海战。

  梁松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个科学工作者,一个捍卫海洋主权的科学工作者。

  带上主权碑出海

  梁松穿一双黑布鞋,银白色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,衬衣扎进腰带。他不缓不急地从随身携带的布袋里拿出几张纸,那是特意准备的南海资料。  

  就是这些岛礁,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只能从纸上了解——如果不是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海委会”)第14次会议。

  当年“海委会”的全球海平面联测计划中,列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承建管理、其领土主权范围内的国际联网海洋观测站中,涵括了西沙海域站与南沙海域各一个。

  去南沙建站——这让梁松和同事们很激动。

  他说,当时对于中国在西沙和南沙以主权所有国的权力建设海洋观测站,南海诸国没有任何异议。其时,菲律宾政府代表团团长就是那一届的“海委会”主席。

  而今,南沙岛礁上的新动态时常让梁松激动。他以及那一代海洋人,就是中国在这些礁盘上的奠基人。

  梁松记得,要在4平方米的永暑礁上保持存在,中国的船只要带好水泥,一块一块粘贴花岗岩石——这就是如今永暑礁、赤瓜礁等地中国主权碑的来历。

  1987年5月,梁松等人搭乘“向阳红五号”出海时,用的还是法国人留下的海图。

  作为这次行动的海上总指挥,梁松说,当时主要是对部分岛礁进行地质、水文、环境等要素进行科学调查,并投放主权碑。

  那次行动,梁松的搭档、时任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副局长王志斌担任应急安全保卫组组长。

  而今,谈起那次任务,梁松依然谨慎,“这个你不要问,这个不好说。”其实那时候,梁松等人都不清楚为什么要搞这次任务,有些人还向家人交代了后事。

  这是一次勇气之旅。1985年后苏联在金兰湾增驻20多艘舰船,威慑中国。南沙群岛北端距离中国海军航空兵最南部的海南陵水机场还有900公里,当时中国飞得最远的飞机歼8作战半径只有800公里。

  前往南海的途中,新四军老干部王志斌教人们“自卫”,为防万一。

  因为海图不准确,执行“重要任务”的梁松等人险些错过了他们的目的地——雷达持续搜索也没能发现永暑礁。

  若不是爬上距海面28米高的桅杆,肉眼瞭望,只怕他们会无功而返。

  “向阳红五号”放下舢板,抵近礁石。没想到涨潮了,礁石上的分队长赶紧呼喊大船支援。被救上船后,分队长被梁松狠狠地一通训。

  进入永暑礁的最初几天,海上还算平静。地质考察队要在礁盘上钻100多个孔,以获取更多的岩层地质资料,十多名水文考察队员轮流在礁盘上过夜。

  危险发生在永暑礁考察接近尾声的5月23日上午11时许,近20名不明国籍的武装人员乘小艇突然出现在永暑礁的西南礁盘上。

  “向阳红5号”正在十余海里外勘察,留礁考察人员不过10人。

  好在“向阳红5号”得到紧急报告后迅速返回,在梁松的命令下,突击队也整装待发。同时,他急电北京,请求海军护航编队支援。

  随着“向阳红5号”迫近,不明身份武装人员搭乘小艇迅速离开了。

  科考队沿着六门、华阳等岛礁走了一圈发现,由于礁盘都在水下,已经做好的主权碑无处投放,于是“直接扔进了海里,以宣誓主权”。

  1987年6月6日,考察队完成全部考察和巡航任务回到广州。不久后,《南沙群岛海洋站选点调查报告》呈报给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。报告中写道:“永暑礁地处南海入印度洋要冲,离西沙群岛永兴岛440海里,在太平岛至南威岛之间,海区宽阔,礁盘平坦,面积约为7平方公里,地质基础好,礁沿有成排的片块、礁石……适合作为海洋站和部队进驻的首选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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